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四川省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，全国大半地区有明显震感，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，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，也给震区乃至全国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悲伤。

　　悲伤的情绪，同样出现在一个特殊场所，蔓延在一群特殊人群的心里：五角场监狱，提篮桥监狱，新收犯监狱……灾难发生后，不少在此服刑的灾区籍服刑人员带着对家人安全的担忧，对家乡安危的牵挂，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不眠之夜。

　　而这些服刑人员也成了监狱民警心中的牵挂：反复安慰，特事特办为他们联系家人，甚至连续3小时为他们拨打114，查询家人安危……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传递着一片深情。
　　
　　最揪心的79小时“幸好有监狱民警一直陪伴在身边”

　　震中离自己家多远？不知道！

　　年过6旬的父母和白发苍苍的奶奶是否平安？不知道！

　　正在学校读书的年仅8岁的儿子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也不知道！

　　5月12日下午17时30分，收工回来的郝军（化名）说，听说汶川地震，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“心里一揪，人快疯了。”

　　郝军，四川平武县南坝镇人，“儿子，父母，奶奶等家人，都留在老家。”2006年因故意伤害罪，他被判有期徒刑10年，现在上海五角场监狱服刑。

　　汶川地震的消息是监区民警在收工路上第一时间通知他的。“他们（民警）让我马上打电话，无论如何要联系上家里人！”虽然从住的监室到打电话的地方只有短短十几米的距离，可郝军感觉那天走得无比艰难：汶川地震后，四面环河的南坝镇因受桥梁倒塌、道路断裂影响，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；由于和北川距离不到百里，南坝镇也成为了重灾区……接连的坏消息让这个身材健硕的男人边走边哭，“最害怕的是，我儿子在南坝镇小学读书，那座小学，已经塌了！”

　　“别哭，坚强点！”“挺住，会过去的！”也就是这短短十几米路，郝军从每个打照面的、擦肩而过的民警口里，听到了无数这样的安慰。

　　忍住眼泪，颤抖着按下熟悉的号码，先是父亲的手机，关机；再拨家里的座机，忙音。握着话筒的郝军呆在那儿。

　　“接着打！打到有人接为止！”尽管按照监狱管理规定，服刑人员每月最多只能通两次“亲情电话”，但此时，民警却陪着郝军反复拨着那两组号码。到了晚上9点，还是杳无音讯。

　　儿子，你好不好？爸妈，你们安全吗？奶奶，谁在照看你？电话始终打不通，灾区传来的消息里，也看不到关于家人安危的迹象。

　　恐惧、焦急和忧伤，让郝军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没有合过眼，也吃不下任何东西。“事情没那么悲观，你要吃也要睡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人！”郝军的监室成了那几天最繁忙的地方，民警们接连过来宽慰他……

　　“电话！有你的电话！”5月16日下午13时45分，声音颤抖的民警一把拉起正在监室里偷偷流泪的郝军。

　　在历经了79个小时的煎熬后，他的家人终于有了音信：儿子安全！父母安全！可是，家中房屋倒塌，奶奶遇难了。

　　听着电话，郝军号啕大哭，整个人激动得发抖。尽管有喜也有悲，但没有谁比他更清楚，地震79小时后，这样的音信是多么来之不易。

　　原来，除了继续陪他反复拨打家乡电话，监区民警还在其他地方默默帮着郝军：允许他在监房休息；让同是四川籍的服刑人员陪他聊天；安排他在上海的妻子来探监；在网上查找最新的灾区信息，打印出来给他看。“就算半夜来电话，我也会来叫你的。”监区还破例把中队的办公电话号码留给郝军的妻子，让她可以随时将最新消息传送进来。

　　“最难熬的79个小时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！”不善言辞的郝军说，直到现在，他甚至连“谢谢”都没好意思跟民警们说过，“但我发了誓，一定好好改造，刑满我就回家乡，重建自己的家园。”
　　
　　最艰难的114查询“能够为灾区来的人做点事也安心了”
　　　

　　24岁的马平（化名），甘肃陇南市人，今年3月因盗窃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，现在上海新收犯监狱服刑。

　　5月12日上午，在苦思冥想、字斟句酌后，马平把刚刚写好的家信交到了监区民警的办公室。信上的每一句话，马平都考虑了很久，因为这是他到监区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。在信里，他写道，“我想念家乡，想念家里的每一个亲人。”

　　让马平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把信交给管教，回到监区后不久，他突然听说临近家乡的汶川发生了地震。“7.8级！当时我的心完全揪住了，汶川地震中心离我的家乡很近，我的家乡和家人肯定要受影响了。”

　　虽然地震之后，监区开始统计川籍服刑人员人数，并组织他们轮流给家乡的亲人打电话，了解家里的情况，可马平只能呆呆地坐在寝室里。这时的他特别无助。“我不是川籍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和监区民警说。而且我的家在甘肃陇南市一个偏远的小村落里，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话。我知道，就算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家人。”

　　5月12日，对于监区的四川籍服刑人员来说，注定是一个无法平静的夜晚，而对于一心想着根本不可能联系到家人的马平来说，更是一个近乎绝望的不眠之夜。

　　辗转反侧、夜不能寐，马平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想起了在家乡的爷爷奶奶。“爸妈都到市里打工了，只有80多岁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在乡下生活着。从小我和弟弟都是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，每次拿到什么好吃的，他们都要用纸包裹着带给我们。”想到这，马平再也抑制不了悲伤，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起来。

　　“你怎么了？”不明就里的室友听到动静，好奇地问，“没事！就是想家了！”倔强的马平拼命咬紧嘴唇，忍住哭泣。

　　“汶川地震，造成甘肃陇南大面积受灾；受汶川地震影响，甘肃陇南9县区均有强烈震感，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……”5月13日早上，59岁的监区郭警官注意到了媒体上关于甘肃陇南受灾情况的报道，“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四川地区，可我就想起了我分管的服刑人员中，正好有一名是甘肃陇南的。

　　郭警官马上找到了马平，“你家里也受灾了，你了解家里的情况吗？”马平终于忍不住哽咽了，“刚刚新闻里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我老家附近的一个县城，我就是在那里读完我的中学的。可是家里没有电话，现在联系不上……”

　　“你放心，我帮你打电话去查，实在联系不上就写信，直到你和家人联系上为止。”郭警官这样劝慰着马平。

　　刚好，那天是郭警官负责监区值班。晚上8点，他翻遍了值班室里的通讯录，怎么也找不到陇南市的区号，他只好拨打了兰州114。

　　“您好！我是上海市的狱警，我们监狱有一名服刑人员是陇南市武都区城郊乡四合村人，我想查查他们村支部的电话，了解他家的受灾情况。”兰州114工作人员告诉郭警官，陇南市的区号是0939，郭警官马上拨打了陇南市的114。

　　可随后，听筒里不住的忙音让郭警官也着急起来。“我用的是201电话卡，不停占线，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输入用户号、密码。一直打了3个多小时，114电话终于打通了，他们给了我一个城郊乡政府的电话。”

　　尽管那天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可郭警官马上又拨通了陇南市城郊乡政府的电话，并把马平家人的名字告诉了乡镇干部。没等他们告知查清的具体情况，电话突然就断了。

　　“好在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回拨了电话告诉我，马平的家人都平安，只是房屋倒塌了。”这时，指针已经过了0点。为了不打扰马平，郭警官按捺住心头的激动，到各监区开始了巡视，决定第二天再把好消息通知他。

　　“第二天一早，郭警官就告诉我，家里亲人都平安，我的心就安下来了！”马平说，郭警官和他一起流泪了，“他（郭警官）说，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，能够这样为灾区来的人做点事，他也安心了。”
　　
　　最郑重的两个签名“让心声和祈祷随纸鹤‘飞’到灾区”
　　　　

　　尽管在不同的监狱服刑，尽管来自不同地方，但下木（化名）和付海（化名）在这两天里都各自签下了最郑重也最特别的一个签名。

　　下木，四川甘孜县人，因运输毒品罪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。“5月12日下午三点多，我和监友在车间劳动的时候，听说四川发生地震了，但不知道具体发生在哪里。”下木说。

　　直到晚上看了新闻联播，下木才知道地震发生在汶川，而他的家乡甘孜就是靠近重灾区阿坝州的一个县城。“妻子、弟弟、11岁的女儿，还有70多岁的老母都在那里。”那天晚上，和郝军一样，由于担心家人安危，他彻夜未眠。

　　第二天，下木虽然准时出工，但是“心里特别着急”。所幸的是，很快，监区就组织四川籍服刑人员登记电话号码，一一和家里联系。

　　然而一开始，他一连打了六次电话，都没法和家人取得联系。不过，稍后在监区民警的帮助下，他重新登记了电话号码，很快就联系上了弟弟。

　　“弟弟告诉我，家人都安然无恙，只是目前搭了帐篷住到外面。”松了一口气的下木此时才发现，这场灾难如此之大，“看到压在废墟下的孩子，再想到我的孩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”

　　此时的下木开始想，“我现在能做什么？”

　　而“我现在还能做什么？”这不仅仅是下木在想的问题，因故意伤害罪，在五角场监狱服刑的南汇人付海和他的监友们，此时也都不约而同思考着这样的问题。

　　很快，个头瘦小的付海就做了一件让大家都吃惊不已的事情——不声不响的他从监区统一办理的借记卡里拿出了2500元，要求捐给四川灾区。付海的这些钱，都是在一年多的刑期里，家人陆续贴补给他的，再加上他平日改造劳动时积攒的一些报酬，“卡里现在还剩两百元，做日常开支，其余的，我全都签名让管教干部替我取出来捐了。”

　　付海说，尽管签过无数次自己的名字，但这次签名，是他有生以来最郑重的一次。

　　“还有一个月你就要刑满了，为什么不多留点钱出去用？”有监友这样问他，“出去了可以自己挣。”付海回答得很平静；“你捐这么多钱，我们捐得少怎么办？”也有监友很担心，“捐多捐少都无所谓，只要是真心的，都是最珍贵的。”付海回答得很认真。

　　下木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也捐了款，尽管捐款数目只是5元。

　　“我没什么钱，每个月只有20元左右的收入。”可即便如此，在监区组织捐款的那一天，下木毅然从上个月剩下的11元收入里拿出了5元，捐献给了灾区，“我现在只能为家乡做这些了。钱虽然不多，但代表了我的一点心愿。”

　　代表着下木及其他服刑人员心愿的，还有那一只只的千纸鹤。“听人家说，亲手折的千纸鹤代表祝福。”为了这个祝福，人高马大的下木在监友的帮助下，费了好大力才折出了一只并不标准的红色纸鹤，而他还想在上面写一些祝福的话。

　　“我没有什么文化，只上了监所的小学，所以最后，是监友把我想说的话记下，再抄在纸鹤的翅膀上。”但连普通话都说不流利的下木，却坚持亲笔在纸鹤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他知道，很快，这只纸鹤就将和其他纸鹤一起“飞”到灾区，带去自己的一份祈祷。而那句发自内心的话就是：“感谢政府、武警部队官兵、第一线的医生，非常感谢！”

　　（2008年5月21日，《上海法治报》）